周恩来关心信访轶事

来源:日照信访局 作者:日照信访局 发布时间:2016-09-22

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一以贯之地十分关心、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把它当成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方法与桥梁,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总是一丝不苟地阅处人民来信,满腔热情地接待来访群众;处理人民来信从不粗枝大叶,最忌拖沓、推诿、不负责任、草率从事,处处事事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思人民所需。这一点,难能可贵,愈显其品德之高尚;这样做,对安天下、赢民心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接到侨民来信后即亲笔复长信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枪声,激发了众多热血的中华儿女奋起抗日,也引起旅居曼谷的侨民杜英先生和30多位华籍员工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关注。他们急切地想探听国内消息。一天,杜英先生从报上看到周恩来主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报道后,在同工友们商量后,便以"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华籍洋务工人"的名义写了一信,向周恩来请教如何看待抗战前途问题。随信还寄上筹捐的泰币4000铢。

信发出后,杜英等工友想,周恩来工作那么忙,彼此又不相识,不会复信的。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不久,周恩来即亲笔写来一封回信。信写得很长,有8页之多。内容除了赞扬海外侨胞关心祖国命运,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爱国热忱外,着重谈了抗日的形势问题。周恩来在详细分析形势、精辟地论述战争的发展趋向后,断然指出: "抗日战争必将是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信末,还嘱咐杜英等今后捐款寄到香港,交廖承志收转,不必寄到武汉。

看着周恩来那清秀流畅的笔迹,工友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周恩来的信,像暖风迅即吹遍跑马场内外。

为了让更多的侨胞看到周恩来的信,杜英又设法将信删去头尾,以《周恩来论抗日形势》为题,登在《曼谷时报》上,在整个曼谷华侨社会都引起轰动。周恩来亲切的话语,不仅温暖了旅居泰国侨胞的心,也打消了他们对抗日前途的疑虑、担忧。

接到革命烈士之子的来信,很快复信,并寄去路费

1938年,安徽寿县曹云屏找人代写了一封信,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述说自父亲曹渊牺牲后,母子二人贫苦无依、度日艰难、求学无望的情况。原来,曹渊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北伐战争中,曹渊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独立团第一营营长。1926年9月5日,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

周恩来接到曹云屏的来信以后,很快写了一封复信,并寄去银元20元,作为曹云屏赴武汉的路费。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下,1938年5月曹云屏辗转来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同来的还有其堂兄曹云青。周恩来对云屏、云青关怀备至,经常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同学们对抗战前途有种种议论。云青、云屏也想请周恩来给他们谈谈有关抗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问题,于是致信周恩来进行间询。

当时,周恩来7月10日骑马到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马惊坠地,右臂骨折。在伤势严重、即将赴苏治疗前,周恩来忍痛函复云青、云屏,勉励他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他们进步。为了帮助云青、云屏认清革命形势、抗战前途,周恩来还特地给他们订购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让他们从中受到启迪。在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云青、云屏茁壮成长。

  接待来访就是方便群众,为人民服务

建国以后,对于信访工作,周恩来首先从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方面给予重视。1951年6月7日,周恩来签署颁布了《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周恩来不但确立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处理原则,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做法和要求。不仅如此,1957年11月19日,周恩来在谈到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时,进一步指出: "群众控告国家机关不良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应认真处理,需要转交时,一般要交给被控告者的上级领导机关或者监察部门处理,并应及时查问结果。对于假借人民来信、来访名义进行无理取闹的坏分子、诈骗犯,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进行批评教育或联系有关部门作适当处理。"周恩来还要求各级政府信访机构要热情接待、负责处理。《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中规定:"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责成一定部门,在原编制内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并设立问事处或接待室,接见人民群众。"


为此,周恩来具体提议:接待室要位置醒目,交通方便。尤其要求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要设在来访群众容易找得到的地方,群众进出方便,不要任何手续。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最初设在府右街,但到上世纪60年代这个办公地方显得非常狭小,已经不适应当时接待众多来访者形势的需要了。


来源:《中华魂》2012年 第9月作者孟红

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一以贯之地十分关心、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把它当成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方法与桥梁,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总是一丝不苟地阅处人民来信,满腔热情地接待来访群众;处理人民来信从不粗枝大叶,最忌拖沓、推诿、不负责任、草率从事,处处事事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思人民所需。这一点,难能可贵,愈显其品德之高尚;这样做,对安天下、赢民心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接到侨民来信后即亲笔复长信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枪声,激发了众多热血的中华儿女奋起抗日,也引起旅居曼谷的侨民杜英先生和30多位华籍员工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关注。他们急切地想探听国内消息。一天,杜英先生从报上看到周恩来主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报道后,在同工友们商量后,便以"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华籍洋务工人"的名义写了一信,向周恩来请教如何看待抗战前途问题。随信还寄上筹捐的泰币4000铢。

信发出后,杜英等工友想,周恩来工作那么忙,彼此又不相识,不会复信的。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不久,周恩来即亲笔写来一封回信。信写得很长,有8页之多。内容除了赞扬海外侨胞关心祖国命运,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爱国热忱外,着重谈了抗日的形势问题。周恩来在详细分析形势、精辟地论述战争的发展趋向后,断然指出: "抗日战争必将是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信末,还嘱咐杜英等今后捐款寄到香港,交廖承志收转,不必寄到武汉。

看着周恩来那清秀流畅的笔迹,工友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周恩来的信,像暖风迅即吹遍跑马场内外。

为了让更多的侨胞看到周恩来的信,杜英又设法将信删去头尾,以《周恩来论抗日形势》为题,登在《曼谷时报》上,在整个曼谷华侨社会都引起轰动。周恩来亲切的话语,不仅温暖了旅居泰国侨胞的心,也打消了他们对抗日前途的疑虑、担忧。

接到革命烈士之子的来信,很快复信,并寄去路费

1938年,安徽寿县曹云屏找人代写了一封信,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述说自父亲曹渊牺牲后,母子二人贫苦无依、度日艰难、求学无望的情况。原来,曹渊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北伐战争中,曹渊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独立团第一营营长。1926年9月5日,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

周恩来接到曹云屏的来信以后,很快写了一封复信,并寄去银元20元,作为曹云屏赴武汉的路费。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下,1938年5月曹云屏辗转来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同来的还有其堂兄曹云青。周恩来对云屏、云青关怀备至,经常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同学们对抗战前途有种种议论。云青、云屏也想请周恩来给他们谈谈有关抗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问题,于是致信周恩来进行间询。

当时,周恩来7月10日骑马到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马惊坠地,右臂骨折。在伤势严重、即将赴苏治疗前,周恩来忍痛函复云青、云屏,勉励他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他们进步。为了帮助云青、云屏认清革命形势、抗战前途,周恩来还特地给他们订购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让他们从中受到启迪。在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云青、云屏茁壮成长。

  接待来访就是方便群众,为人民服务

建国以后,对于信访工作,周恩来首先从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方面给予重视。1951年6月7日,周恩来签署颁布了《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周恩来不但确立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处理原则,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做法和要求。不仅如此,1957年11月19日,周恩来在谈到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时,进一步指出: "群众控告国家机关不良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应认真处理,需要转交时,一般要交给被控告者的上级领导机关或者监察部门处理,并应及时查问结果。对于假借人民来信、来访名义进行无理取闹的坏分子、诈骗犯,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进行批评教育或联系有关部门作适当处理。"周恩来还要求各级政府信访机构要热情接待、负责处理。《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中规定:"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责成一定部门,在原编制内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并设立问事处或接待室,接见人民群众。"


为此,周恩来具体提议:接待室要位置醒目,交通方便。尤其要求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要设在来访群众容易找得到的地方,群众进出方便,不要任何手续。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最初设在府右街,但到上世纪60年代这个办公地方显得非常狭小,已经不适应当时接待众多来访者形势的需要了。


来源:《中华魂》2012年 第9月作者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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